理想的性质和规模──读《罪与罚》

发布时间:2020-07-24 编辑: 查看次数:403

杜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在这种级数的经典鉅着面前我只能提出疑惑,尽量讲清楚我的理解和判断。本文会就书中〈论犯罪〉一文展开讨论,并以齐克果讨论阿伯拉罕的想法比照本书的主角斯柯尔尼科夫。

《罪与罚》的主角杀掉了放高利贷、逼害穷人的房东并且抢去她的储蓄。几经挣扎,最后他向警方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早在《地下室手记》杜氏的心理描写已是一绝。《罪与罚》更是将此发扬光大,对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心理独白、拷问自我等等,大加发挥,震撼非常。我一直认为整部小说的核心在于主角讲解自己所写的文章〈论犯罪〉这一段。所有的情节,皆以此为推动力。

不平凡的人有权利……也就是说不是有合法的权利,而是这种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碍,但只是为实行他的理想(有时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个救星)而有必要这样做之下。

从远古的时代起,到后来的里库斯果斯、梭伦穆罕默德和拿破仑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制定了新的法律,从而破坏了被社会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从祖先传下来的古代法律。

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他们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意听命于人。

第二类人[……]他们绝大多数都要求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他也能忍心踏过血泊──但这要看理想的性质和规模。

〈论犯罪〉的第一个关键便是世人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大部份的愚昧群众,而一部分就是少数能改变世界的精英。主角相信自己就是那种绝顶精英。可是他不肯定。于是他试着越过雷池,他是这样去形容自己杀人的行为:

我杀了一只可恶的、有害的蝨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她对谁也没有益处,她吸穷人的血,杀了她可以赎四十桩罪,这算犯罪吗?

抱着这种心态,主角于是杀人。而事实上他并非他自己所想像的模样。他不是那种伟人。伟人不会犹豫,也不用试探自己的底蕴,他知道自己是谁。因此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之前举棋不定,天人交战。他注定无法跨过门槛。他能够看清楚社会结构不代表他能改变社会。他先天没有这个才能,却又渴望成为不凡的人。他被现实痛击致粉碎,梦想幻灭,撕心裂肺。他是能够唸诵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却不是战争里的阿奇辽斯。

斯柯尔尼科夫:「我杀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原则!我破坏了一个原则,但没有跨过去,还是停留在这一边……我只会杀人」确然,他只是在测试他能否跨过道德对庸众设下的界线,但他甚至在第一阶段已经失败了,更逞论之后一切的蓝图和愿景。他就只是单纯地杀人。且以拿破仑相比,真伪乃一目了然。斯柯尔尼科夫所做的只是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贪婪老妇,在地球文明的高度而言,连最精细的显微镜也不能展现有何进步。正如其自己的心理独白所言:「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同一个瘦骨嶙峋的、可恶的十四等文官的太太,在床底下放着一只红箱子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相提并论[……]这在美学上是不容许的:「拿破仑会爬入「老太婆」的床底下去!咳,窝囊废!……」至于拿破仑,他先后征服了欧洲多国,自立为皇,将《民法典》推广展到其征服的国土。在整个过程因他而死的人何止千百。但正如斯柯尔尼科夫,拿破仑成功建立全新的制度,于是他由罪犯而成英雄,永垂不朽。因此第二个关键就是,你的理想有几高远,规模有几宏大。窃鈎者诛,窃国者候,斯为此义。

至此,我来到一个不能迴避的问题。我们是否一直活在一个粗糙野蛮的社会当中,而成王败寇就是其最高原则。是否当一个伟人带着崇高的埋念,哪怕在其实践理念的过程中杀人如麻,只要能推翻现有秩序,继而建立全新的体制,他便是那个「有权」如其所愿地杀人的伟人呢?我试着以这个说法去检视我们国家的历史。击倒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胜出,掀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算是吗?「鲜血像香槟酒一样流淌」,他完美地符合了〈论犯罪〉对第二种人的陈述,并且依然以伟人和幽灵般的姿态盘踞在天安门上,俯视着现今的中国。当然,毛泽东这个例子对杜氏而言未必如此重要。列宁、史太林,或许才更配合俄国文学。而我必须老实承认这条线索我无法处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斯柯尔尼科夫。他在自首之后,有着以下的想法:

当然,我犯了刑事罪;不错,我犯了法,杀了人,那幺你们就依法惩办我好啦!……当然,如果是这样,那幺许多不能继承权力而自己夺取了权力的人类的恩人们甚至一开始行动,就应该被处死了。可是那些人成功了,所以他们是正义的;可是我失败了,因此,我没有权利让自己採取这个行动。

他仅仅在这一点上服罪了:他失败了,所以去自首了,仅仅在这一点上他服罪了。

可以说,他由始至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他始终认为自己对世界的观察正确无误。错就是错在他并不是那个伟人。正如一个运动员制定了适合的战术去迎接比赛。战术没有错,思路没有错,对敌方球员的归纳也没有错,但是他没有运气,而运动员本身亦没有足够的身体质素去执行战术。在比赛结果而言,他败阵了,但他的战术思路没有败阵。斯柯尔尼科夫只是一个小人物,他穷得身无分文。他并不如拿破仑般出身贵族,更没有在适当的时机像拿破仑般投身军旅。他尝试向世界反击,他犯法,他失败,他自首。然而一旦他将他的理想彻底执行,达到重新建立一套秩序的高度,他便能为自己赋予正当性。在《罪与罚》的世界里,他唯一错的,就是他只是个凡人,而妄想成为不凡的人。或者更简单而言,他是错在不认识自己。他的僭越,他的傲慢,把他彻底击倒。

齐克果着有《恐惧和战慄》。此书重点在探讨亚伯拉罕依照上帝旨意将独子以撒献祭一事。亚伯拉罕没有质疑上帝,毫不犹豫将独子带到山上,正当他準备挥刀杀子之际,上帝亲自为亚伯拉罕準备了羔羊。亚伯拉罕于是以羔羊代替儿子,他通过了上帝的考验,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后世更称颂他为信仰之父。齐克果在书中指出,如果有人听到这个故事后,希望效法圣经的教诲,真的跑去杀子献祭,那个传道人一定会责备这个信徒。但那个传道人大抵早已忘却当他讲述亚伯拉罕杀子是多幺的兴奋。究竟亚伯拉罕是如何能够通过这个两难局面。他凭的是甚幺?他需要对儿子的爱胜过自己。然后他必须拥有无与伦比的信心,一方面承认自己对上帝有绝对的义务,需要遵从上帝任何旨意。另一方面坚信上帝的慈爱,虽然是试炼,但祂不会夺走爱儿。齐克果称之为同时进行的「无限弃绝」和「无限荒谬」。这便成就了亚伯拉罕。

斯柯尔尼科夫就是《恐惧和战慄》里渴望效法亚伯拉罕的愚昧信徒。愚昧信徒并不懂得效法亚伯拉罕需要有多大的信心勇气与及,上帝的祝福。他只是明白亚伯拉罕非常伟大,仅此而已。他盲目杀子,于是他被捕,受到社会和牧师的谴责。斯柯尔尼科夫亦复如是。他渴望成为伟人。然而他根本不晓得要成为〈论犯罪〉的第二人,他需要绝顶的聪明才智,甚至是所有美德的总和,与及人间一切的资源和运气。这些他通通没有。于是他被捕,被流放,承受恶果。

而亚伯拉罕就是斯柯尔尼科夫另一个反面。从信仰言之,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凭其个人品质成为「信仰之父」。而斯柯尔尼科夫,从第一步已经被「伟大」拒诸门外,他根本没有来自上帝的「天赋」。纵使他看清一切,他依然只能失败。我并非信徒。亚伯拉罕受到上帝感召一事,活脱只是一个完全放弃了思考的奴隶,面对强权,完完全全的顺服。上帝假如是慈爱,就不会要信徒杀子献祭。上帝的命令一开始便是荒谬。夺人所爱,这又违反了上帝好公义的特质。但无论如何,这个荒谬的命令便是成就亚伯拉罕伟大的开端。亚伯拉罕没有这个感召,他便失去了他一切行为的正当性,名不正言不顺,所有信心和勇气尽皆无补于事。反观斯柯尔尼科夫,他因为付不起学费而辍学。妹妹杜尼雅为了挽救一家,被逼接受富人的求婚。斯柯尔尼科夫的处境比亚伯拉罕更不堪。亚伯拉罕的苦况是因为上帝要试炼他。他咬紧牙关通过了就雨过天青。但斯柯尔尼科夫完全没有这个盼望。他的贫穷仅仅是因为他生于俄国一个贫穷家庭,哪怕他是法律系学生,他现在依然因为贫穷而辍学。他只能永远困于绝望之中。亚伯拉罕面对上帝的压迫,无比顺服。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得到任何神喻,他选择的路是贯彻信念。他相信自己能越过那条道德界线,他相信自己就是伟人。在这个层面上,他是多幺的可敬,那是一个小人物竭力反抗命运的垂死反扑。假设,他杀的是一个贪官,整件事便是另一种全新的书写。这便进入了官逼民反,开始接近革命的领域。但杜氏交给他的,只是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妇人。于是他只能自首,悔罪,他只能在西伯利亚读情人索妮亚交给他的《新约》。索妮亚陪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七年。斯柯尔尼科夫这样想:

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愿望至少……

一切问题在爱情和信仰中得到完美答案。他效法亚伯拉罕,走上承受、顺服的路,在苦难中寻求安慰。杜氏称之为「再生」。我不肯定。最初逼迫主角的一切不幸根本没有解决。还会有更多的贫苦和不幸。如同主角杀人之后所言:

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将来也永远会如此!只有瞎子才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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